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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自从他提炼出“潜规则”这个概念后，声望便如日中天，“潜规则”也一跃成为汉语里的常用词。仅仅凭借一个“潜规则”，吴思便能把同时代的诸多历史学者远远地抛在身后。然而，发现“潜规则”后的吴思并没有停止对历史的追问，他接着提出了“血酬定律”；现在，吴思又在力推一个叫“官家主义”的新概念。那么，在历史上，官商潜规则是什么样的呢？
在历史上，官商关系一向比较复杂。官家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千方百计压制商人。面对官家主义的盛行，商人们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对策。
官家集团 追求利益最大化，直到无利可图
垄断经营 亏损严重
在古汉语里，官家首先指皇帝，第二指官府，第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在中国历史上，首先由皇帝立法，即所谓王法；其次是各个部门立法，于是就有许多体现了地方或部门利益的法规，也可以叫土政策；第三层，法规和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操作空间，他们可以利用这种空间谋取私利，建立“潜规则”。这三种主体彼此既竞争又合作，构成一个立法定规的整体，他们是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中国向来由他们“主义”。这就是官家主义。
在官家手中，权力就是他们牟利的资本。他们靠立法权和执法权吃饭。这个集团最明显的行为逻辑就是，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一定把手伸过去，抓住不放并且利用法规来维护这块利益。这种逻辑体现在经济领域，就形成了官家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垄断盈利最丰厚的行业。
同时，这也带来官家企业的第二个特点，即垄断企业一定经营不好，一定亏损。因为官家的特长是弄权而不是生产经营。随着官员不断安插亲信，损公肥私，经营成本会越来越高。更何况官员们缺乏经营动力。官员的核心目标是个人升官发财，伺候好上级领导，企业经营好坏是第二位甚至是第三第四位的。这样的官员换来换去，最后当然会留下一个烂摊子。有一本书叫《龙江船厂志》，里面就记载着明朝的例子。龙江船厂曾给郑和下西洋造过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船厂，但这个厂管理很差，工匠们晚来早走，往家里偷拿原材料，最后严重亏损。
第三个特点，就是转嫁亏损。官家企业亏损了，官府就利用权力，设立关卡，向运输木材的商人抽成，白白攫取各种原材料。
中国古代的盐业经营是一个好例子。在中国历史上，盐业长期被官方垄断经营。盐是价格弹性很低的产品，盐价再高，老百姓也要吃。盐价再低，老百姓也不会多吃。这就特别适合搞垄断。官方垄断经营后，盐价越抬越高。一斤食盐的生产成本不过两文钱，最后能翻到70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官府虽然挣钱了，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巨额利润诱惑之下，盐业的走私越来越猖獗，官方不得不派出花钱镇压走私，导致镇压费用激增，很快官府就面临着一道困境：从盐业垄断中挣来的钱，又在维护盐业和相关的社会秩序方面花了出去。低效率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体系，再加上维持秩序的成本，最后算总账，官府的盐业垄断甚至有可能亏损。
被迫向商人开放市场
面对这种困境，官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商人开放市场，例如把运输和销售环节交给商人，甚至把维持盐业秩序打击私盐之类的事也下放给盐商的武装，自己只管坐着收钱，垄断生产和零售之间的批发环节。
当然，即使中央政府完全放开，也不意味着官家完全不干预了。皇帝退出了，律法改了，但是还有各个衙门和各级官员呢。他们也会建立各种规矩，在皇帝放弃或者看不上的地方建立自己的王国。比如说，明朝北京的牛羊供应由商人采办，但太监们发现有利可图，就成立了买卖局，垄断北京的活牛活羊供应。太监的一个部门可以成为一个行业的垄断者。明朝的福王，发现北京崇文门一带是旺地，就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王店，但自己经营不好，便颁布一道命令，规定以后所有到崇文门的商人，一概到官家开设的店里吃饭住宿，不许私人开店和官店竞争。
总之，在历史上，官家的行为逻辑就是利用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孔不入地把权力用足用满，直到无利可图，才会止步。
冒充官家身份或外商
第三个对策就是冒充官家的身份，这是历史上商人最常用的策略。在官家群体中，最值得冒充的就是皇帝。明朝有一个人开酒铺，就在北京地坛外建了一个大棚子，挂上招牌：“司设监堆设上用钱粮公署”。“司设监”是太监的一个衙门，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这里是专门堆放皇帝用的钱粮的公署”。但实际上这里只是卖酒的铺子，老板给了太监一点好处，太监就给他挂了那样一个招牌。后来赶上皇帝要去地坛祭祀，官府清理街道，其他临时建筑都被拆光了，惟独这家酒铺有太监护着。
再者，就是冒充官员开的店。明朝曾有规定，考上秀才的人开店不用交税，秀才属于候补官员，官员食税而无须纳税。有的商人干脆掏钱捐一个秀才身份。所谓红顶商人，多是捐出来的，有了这个身份不仅不用纳税，还能获得很多方便。遇到官员敲诈勒索，红顶商人甚至比他官还大，就有力量对抗。
到了清末，又出现了新的策略，就是冒充外商。外商是享受着国外公民权的商人，受到强国的保护，比中国那些受盘剥的臣民牛气多了。清末四川共有15家航运公司，外资占89%，但仔细看创办人，只有一个是外国人的名字，剩下的全是中国人。这些中国商人挂了洋旗，别人就不敢随便找碴。于是挂上洋旗的公司，省了税收，免去了军阀敲诈，甚至可以得到洋兵和洋舰的护航，免去了土匪抢劫。
买严嵩名片放在店里
如果以上几项都做不到，商人们还能想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显得和官家关系密切。万历年间，有当铺开价3000两银子，买一张严嵩的名片，放在店里醒目的地方。严嵩是一个睚眦必报、下手阴狠的大臣，看到当铺里严嵩的名片，所有的官员都会想，我要是招惹了这家店，他跟严嵩一说，我这日子就不好过。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盖得此一帖，既可免外侮之患”。
这一系列的方式就是在历史上官家主义的环境之中，中国商人为谋生存，不得已采取的种种应变之策。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家主义是不断循环重复的，一个朝廷建立以后，儒家规则大体得到尊重，在较大的程度上发挥作用，盘剥和敲诈尚不过分，于是社会经济渐渐复苏，走向繁荣，但是，此时的“潜规则”已经潜滋暗长，与正式规则博弈。社会繁荣达到顶峰后，“潜规则”发挥作用的地盘逐渐超过正式规则，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集团遭到的盘剥也超出了王朝正式承诺的水平，社会开始衰落，直到最后崩溃。
995健康网为大家讲述历史上的官商潜规则，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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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