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中医治疗3大趋势

中医药治疗肝癌虽然历史悠久，但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快速进展则是近半个世纪的事。20世纪50年代治疗思路以破血消积为主;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大样本的临床观察，但主要采用中药治疗，不主张进行放疗、化疗及对症治疗;20世纪80年代以来，健脾益气法治疗肝癌的新思路得以推广。近年来，中医药治疗肝癌的思路则更开阔，方法更多，呈现出了一些新变化。

用药范围更广

近年来学者们对肝癌的病因认识趋向一致，即肝癌属本虚标实之证。本虚即气血不足，正气亏损，标实即邪气内蕴，血瘀火毒。发病之初多为肝郁脾虚，气血瘀滞，日久则气郁化火，湿热内生而致火毒内蕴，血瘀气壅，痹阻不通，故见积块、黄疸、鼓胀等症。晚期由于邪毒耗气伤血，正气大伤，多见肝肾阴虚，生风动血之症。

尽管病因基本明了，但由于癌毒变化多端，致使其病机十分复杂。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周岱翰教授认为：“肝癌的发病涉及肝、脾、肾三脏，但病机首重肝火燔灼。”北京中医药大学王沛教授提出“肝癌的基本病理特点为肝之体用失调，以及瘀、湿、邪毒的蕴结。”在肝癌发生、发展中，气滞、痰饮、瘀血往往夹杂胶固，难分难解，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燥湿相混”、“寒热胶结”是导致肝癌成为癌中之王的重要因素。

由于原发性肝癌中医证候错综复杂，患者往往表现为复合证候的形式。有人就近20年来国内公开报道的2492例原发性肝癌辨证分型作了统计分析。发现肝癌的“临床证型共有68个之多。”足以说明用某一两种治法论治肝难以取得良好疗效。

病机的复杂性使得临床用药范围更加广泛，治法也更有针对性。上海中医药大学陈德溯、方肇勤对1990～2000年国内公开发表的66篇中医药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报道进行了用药频率统计分析。发现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治疗用药中，健脾益气、活血祛瘀、清热解毒、清热燥湿和补阴类的使用率较高。

茯苓、白术、柴胡、八月札和黄芪等健脾理气药的使用频率分别为79%、71%、71%、43%和43%;丹参、当归、莪术、延胡索和郁金等活血祛瘀药的使用频率依次为86%、64%、64%、50%和50%;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在气滞血瘀、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证中的使用频率分别为57%和36%、36%和29%、29%和14%，是常用的基本抗癌药味;生地、丹皮、鳖甲、龟板和知母等滋补肝肾药的使用频率依次为71%、57%、50%、43%和43%。

角色转为配角

实践表明，中西医结合可提高肝癌的治疗效果，保证患者具有较好的生活质量。例如，广州市中医医院李金昌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将10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单纯介入组44例行化疗药灌注或化疗性栓塞。综合治疗组(中药+介入)62例，在介入治疗的同期或前后服用中药。其中气滞血瘀型用膈下逐瘀汤;肝郁脾虚型用逍遥散;肝胆湿热型用茵陈五苓散;阴虚内热型用滋水清肝饮。

结果发现，综合治疗组在肝区疼痛,疲乏无力，食欲不振的症状改善方面，明显优于单纯介入组。两组近期疗效，综合治疗组显著优于单纯介入组。综合治疗组1年和2年生存率分别为242%和146%，单纯介入组1年和2年生存率分别为136%和114%，(P>0.05)。说明综合治疗组能明显改善临床症状，其近期疗效和生存率比单纯介入组有一定提高。

中药在配合化疗和介入治疗充当配角时，发挥了减轻毒副反应的作用，在保证放、化疗顺利进行方面功不可没。肝动脉栓塞化疗已成为不宜手术切除病灶的肝癌患者之首选治疗方法，但常出现发热等副反应，广州市中医医院卢秋红用穿琥宁注射液治疗肝癌肝动脉栓塞化疗后发热患者85例，取得较好疗效，其中显效21例，占25%，有效55例，占65%，无效9例，占10%，总有效率89%。

经导管肝动脉栓塞(THAE)治疗肝癌由于作用明显，疗效显著，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但THAE可引起肝功能下降，加重肝硬变，导致肝功能衰竭而影响预后。

另外，宁波市第一医院周建芳等应用甘利欣治疗经THAE后50例肝癌患者，在恢复肝功能等方面取得满意疗效。

强调防治并重

中医从来就讲究“不治已病治未病”，对于肝癌来讲，这也包括了防止手术后复发的问题。在肿瘤术后的很长时间内，患者均处于亚健康状态，而中医对于亚健康状态的纠正思路广，方法多，优势明显。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研究转向预防肿瘤术后复发，强调防治并重。

成都中医药大学李世杰等为探寻有效、安全、价格低廉的预防肝癌根治术后复发或第二肝癌发生的治疗方法和药物。采用前瞻性，双盲对照法将40例肝癌根治术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服用小柴胡片，对照组服用安慰剂，治疗12个月，追踪观察36个月。结果表明，治疗组肝癌复发率及第二肝癌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责任编辑：王巍）